特别要感谢的是Talich大哥对这篇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对我翻译错漏所做出的详细批注让我汗颜。他是这篇译作的真正作者。此外要感谢magasa大哥提出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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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西蒙 ( Michel Ciment，《正片》主编，国际影评人联盟主席，译者注 )：在你之前的几个电影里，你似乎对故事周遭的事实和问题更感兴趣——比如在《奇爱博士》、《2001漫游太空》、《发条橘子》中分别探讨了核威胁、太空旅行、政府和暴力的关系。在《闪灵》中，你是先被超感官知觉（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这个题材吸引，还是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
库布里克：我对ESP和超自然（paranormal）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一些实验表明，证明超自然力是否存在只是缺少一些决定性的证据。除此之外，我能够肯定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打开一本书正好就是我们所要看的那一页，或者在朋友打来电话的前一瞬间想起他。但拍《闪灵》并非就是为了说说ESP。华纳的约翰•考利（John Calley）把小说原著给我看，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此类小说中最具独创性、最令人兴奋的作品之一。它在心理和超自然力之间达成了一种特殊的平衡，让你以为可以从心理层面来解释超自然世界。“这些东西一定是杰克想象的，因为他是疯子”，这让你把对超现实的怀疑放在一边，直到你完全的进入到故事中，以至于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它。
西蒙：你觉得这是小说获得成功的关键吗？
库布里克：是的。我想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当超自然现象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寻找相应的解释，最说得通的解释似乎就是这些奇怪的事情其实就是杰克想象出来的东西。直到格兰迪，就是用斧子杀死全家的前任看守人，他的鬼魂打开储藏室的门让杰克跑掉。这时候除了用超自然来解释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这个小说绝对不是什么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情节的设计基本上是极其优秀的，对电影来说通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西蒙：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非常类型化的角色（archetypes）和象征性的画面（symbolic images）只有在这类通俗文学里才能找到，而在高品位的文学作品里却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库布里克：的确，我想这是它们常常获得巨大成功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一个好的故事总是重要的，伟大的作家通常还是在一个好的情节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我一直不能断定是否情节只是一种将读者吸引住的方式，好让你干别的事情，还是情节真的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在潜意识中和我们进行交流，就好像以前的神话那样。我想在某些方面来说，那些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的俗套严重的约束了故事本身。首先，如果你墨守成规，遵循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节奏和铺陈方式，你就要花比奇幻小说长得多的时间才能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意思。与此同时，你在现实主义上下的功夫却可能削弱在潜意识上的抓人的能力。现实主义也许是将观点和概念戏剧化的最好方法。奇幻小说则是处理发生在潜意识层面上的主题的最好方法。我想鬼故事在潜意识上的诱人之处，举一个例子，是在于其中有对永生的期望。如果你曾经被鬼怪故事所吓到，那你一定接受超自然的东西有确实存在的可能。如果他们的确存在，那死后等待我们的也就不仅仅是被遗忘了。
西蒙：许多的奇幻小说中都有类似的暗示。
库布里克：我想最好的奇幻故事对我们所产生的效果跟以往的童话故事和神话一模一样。现在流行的玄幻题材，尤其在电影中，暗示着流行文化，至少，无法从现实主义找到所需要的东西。19世纪是现实小说的黄金年代，20世纪也许是奇幻小说的黄金年代。
西蒙：《巴里•林登》之后你就直接着手进行《闪灵》的工作吗？
库布里克：拍完《巴里•林登》后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月复一月，我都没找到什么能让我兴奋的东西。当我想到有多少书要读却永远没机会读，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就会产生恐惧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回避系统性的阅读，而用随机性强的方法取而代之，一半靠撞大运，一半靠计划。我想这也是应付那些堆在屋子里的报纸杂志的唯一办法——一些我本来要找的文章的背面也许正藏着其它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西蒙：你对ESP做了什么研究吗？
库布里克：事实上没什么研究可做，这个故事不需要我研究，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一直有兴趣，我想我知道的已经绰绰有余。我希望ESP和其它与之有关的通灵现象最终能够利用科学实验找到科学的论证。事实上的确有许多科学家已经被现有的证据所吸引并在这个领域花了大量时间努力耕耘。如果能够找到决定性证据，也不会像人们发现了外星智慧那样令人兴奋，但肯定会让人视见大开。除了这种种我们或多或少记得的难以解释的通灵体验之外，我想在动物的行为上也能找到类似的事情。我养了一只叫波立的长毛猫，它的毛总是打结，需要我给她梳理或者剪毛。它特别讨厌我这么做。有很多次，当我抚摩它，觉得她的毛上有很多结，想要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它就会在我准备拿剪刀或者梳子之前突然钻到床底下。我当然想过它能提前预知我什么时候打算使用梳子的可能性，比如当我想要替她梳毛的时候会用某种特别的动作摸那些结，但是我肯定她不是靠这个察觉出来的。她的毛几乎总是打结，我每天抚摩她无数次，可是只有在我想要给它修剪的时候它才会跑开藏起来。自从我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后，不管我觉得不觉得她需要梳理，我都刻意地让自己抚摸她的动作没什么两样，但它还是能发觉出有什么不同。
西蒙：和你一起写剧本的黛安•约翰逊（Diane Johnson）是谁？
库布里克：黛安是一位美国小说家，她创作了不少非常优秀且获得广泛关注的小说。我对她写的好几本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和她聊过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她竟然在伯克利大学教授哥特小说。当《闪灵》立项后她就被认为是理想的合作者，事实上她也确实胜任。在她开始参与创作之前我已经开始写故事剧本（treatment），但我还没开始动笔写剧本。写《闪灵》剧本的关键在于提炼出故事情节的精华之处，并且重写故事的薄弱环节，角色也要与小说中有些不同。伟大的小说被糟蹋通常就是在这个压缩阶段，因为它们的闪光之处在于行文优美，作者的洞察力，和紧凑的故事（density of the story）。但《闪灵》不同，它的优点几乎全在叙事结构，把它改编成为电影剧本并非什么难事。黛安和我仔细讨论了这本书，并且为影片中应该出现的段落草拟了一个大纲。这些段落经过反复的组合和打散，直到我们认为对了，才开始正式写。我们写了几稿，在拍摄前和拍摄期间我们也陆续修改过。
西蒙：很奇怪你强调这种超自然方面的东西，因为别人会说在影片中你在杰克的行为上花了不少笔墨做明显理性化的解释：比如高海拔、幽闭恐惧、孤独、缺少饮酒（lack of booze）。
库布里克：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写过一个叫做《蓝色旅店（Blue Hotel）》的故事，你能够很快就知道里面的核心人物是个妄想狂。他在一场扑克赌局中觉得有人出老千，就去指责对方，挑起争斗最终被杀。你会觉得故事要说的就是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患妄想症的赌徒到头来必然要卷入到一场送命的枪战。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指责的那个人的确是做了手脚。我想《闪灵》也采用了类似在心理上的误导，不让人过早的意识到超自然的事情确实在发生。
西蒙：为什么你修改了故事的结尾并且删掉了酒店毁掉的戏。
库布里克：说实话，对我来说原著的结尾有些陈腐，也没有什么意思。我想要一个观众想不到的结尾。在影片中，观众认为Hallorann能够来救温蒂和丹尼，当他被杀的时候观众觉得：糟了。显然，观众所担心的是温蒂和丹尼已经无处可逃了。这个迷宫结尾或许是从小说中动物造型苗（animal topiary）的那些段落想出来的。事实上我已经不记得最初的想法是从哪来的了。
西蒙：为什么房间号码从小说中的217变成了237？
库布里克：影片的外景地是在胡德山（Mount Hood）附近的Timberline Lodge，那里只有217没有237号房间。酒店的管理者担心看过电影之后客人们就不会住在217号房里了。其实真正让我们提心吊胆的是酒店就建在胡德山的高坡上。胡德山碰巧是一座休眠火山，但是最近山上发生的类似于地震的预喷现象和几个月前在60英里之外的圣海伦斯火山（Mount St. Helens）发生的大规模喷发很相像。如果胡德山也来这么一手，那么Timberline Lodge估计就像小说里的远景酒店那样被烧毁了。
西蒙：你和你的美术执导罗伊•沃克（Roy Walker）是怎么设计和构思酒店的。
库布里克：首先是罗伊走遍美国拍摄可能适合这个电影的酒店的照片。然后我们花上数周的时间在这些照片中为不同的房间做挑选。借助于详细的照片资料，我们的绘图员开始制图。根据图纸我们制作了所有场景的模型。和传统的恐怖电影相比，我们想要酒店真实可信。酒店的结构十分复杂，有许多房间都很大，我想这就足以营造一种怪诞的气氛。这种写实化的处理方法也被用在了灯光中，还有布景的每一个细节。我想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对这种做法有完美的指导意义。他的故事既荒谬又寓意深刻，但是他的文风又是如此的简单直接，就像是新闻报道那样。不过，根据他小说所改编的所有电影似乎都忽视了这点，把每样东西都尽可能的往像在梦中那样和怪异的方向处理。这些不同房间的具体细节来自不同的酒店。杰克遇到前任看守者格兰迪的亡灵的那个红色卫生间的灵感就是来源于亚利桑那州一个酒店中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美国著名建筑大师) 设计的卫生间。这些不同的场景模型被布光、拍摄、修改。如此反复，不断的添加和修改每个房间的细节，直到我们都满意为止。
西蒙：有许多关于鬼怪的电影俗套。
库布里克：从我读到的号称自己看到过鬼魂的比较可靠的记录里，我发现他们总是把那些东西描述的实实在在，很真实，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真的站在屋里似的。电影中约定俗成所表现的那些缠着白布的透明的幽灵，似乎只存在于艺术领域。
西蒙：你没在电影中表现小说中发生在电梯里的场景，只是反复表现了血从电梯里涌出来的段落。
库布里克：影片的长度束缚了我，我必须要考虑能放进去什么，尤其是一个按照传统叙事手法表现的电影。
西蒙：你说的传统是指的什么。
库布里克：所谓传统就是指故事是按照一段段的对话串在一起的。大多数电影和舞台剧比起来都只是添加了更多的气氛和动作。我想通过借鉴无声电影的结构中不需要对话的地方可以只用一个镜头外加一格字幕的处理，电影故事的叙述对象和灵活度有着很大的潜力。比如，字幕：比利的叔叔，画面：叔叔给了比利一个冰淇淋。几秒钟的时间，没用太多的篇幅就交代了比利的叔叔。这种简捷的表现方式相比今天的电影给了无声电影非常大的表现空间，更加灵活多变。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有声电影，包括那些号称是杰作的作品，不能在舞台上得到近乎一样的重现，如果有一个好布景，相同的演员以及够水准的表演。但是你没法这样对待那些伟大的无声电影。
西蒙：但是《2001漫游太空》就没法放在舞台上来表演吧？
库布里克：没错。我尝试过在我所有的电影中按照这个方向来制作，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满意的。顺便提一句，应该把电视广告和无声电影放到一起，当作是如何讲好一个电影故事的范例。就30秒的时间，需要介绍人物，并且有时还要设计并解决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情境。
西蒙：当你拍摄那些舞台化的场景时，你在某种程度上会刻意强调它们平凡的一面。比如《闪灵》中厄尔曼的段落或者医生来出诊的段落，就像《2001漫游太空》中的宇航员开会一样，强调其中的社会规范，呆板的一面。
库布里克：对，我刚才说了，在奇幻作品中你要将事情表现的尽可能写实化，人们就应该像现实生活中那样。你必须特别小心处理故事中涉及到的具有怪诞或奇幻细节的场景。
西蒙：你还用了一些很短的镜头来表现幻象（vision）的场景。
库布里克：如果丹尼有完美的ESP，能预知所有的事情、给每一个人警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估计就没什么故事可说了。所以他的超能力必须是不完美的、时有时无的。这也与关于心灵感应术的实验所验证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Hallorann身上。讽刺的是你能够让人们看到过去，预知未来，进行心灵感应，但是电话和无线电却罢工了，山路也因为大雪无法通行。缺乏沟通是贯穿在我很多电影中的一个主题。
西蒙：你用许多技术，但是似乎你对技术总是很害怕。
库布里克：我不怕技术。我怕飞机。很长一段时间我成功的回避了坐飞机，但是，我估计，如果需要我还是会坐的。也许这就是一知半解反而是件危险的事的一个例证。我以前还拥有过单引擎轻型飞机的飞行执照，并有160小时单飞经历。不幸的是，这所有的一切只是让我对大型飞机心存顾忌。
西蒙：你是一下子就想到让尼克尔森演这个角色的吗？
库布里克：对，我想杰克是好莱坞最好的演员之一，也许能和过去的那些最伟大的影星，比如史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和吉米•卡格尼（Jimmy Cagney）相提并论。我想对于任何他合适的角色来说，他应该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他的表演总是十分有趣，思路清晰，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未知魔力。杰克特别适合演那些需要智慧的角色。他既聪明又博学多才，这些优点是演不出来的。在《闪灵》中，你会相信他就是那个失败的作家。
西蒙：他在楼梯上和杜瓦尔（Shelley Duvall）对峙的段落是不是需要排演很多次。
库布里克：没错，让谢莉在整个镜头里能够令人信服的保持如此歇斯底里的状态是相当困难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找到这种感觉，一旦找到，我们没拍几次就搞定了。我想这段有五遍她的表演是值得肯定的，但只有最后两次相当不错。如果哪个镜头我反复拍了很多遍，那一定是因为演员忘词儿了，或者记得不熟。一个演员只能同时做一件事，如果他的台词只熟到要想才能说出来，那一旦还要把握表演的情绪或者留意走位，肯定会出麻烦。在一段情绪激烈的戏中，能用不停机反复拍摄来保证演员情绪的连贯是再好不过，对大多数演员来说最好的表演大多也就能维持一两条而已。偶尔也会有多拍几条反而有更好表现的时候，但即便那样，我也怀疑最初的几次不过是有摄影机内运动的胶片这个额外的肾上腺素刺激下的更华丽的排练而已。《闪灵》中杰克和以前的酒吧招待罗伊德的恶灵在舞厅里聊天那个段落就属于这种。杰克的表演难以置信的复杂，在情绪和思想上的变化有如装饰音。这是一段非常难演的戏，因为感情的流动是十分多变的。需要如刀锋般锐利的转变和极大的专注来保持锋芒而不拖泥带水。在这场戏里杰克最棒的表演出现在最后拍的几条里。
西蒙：遇到酒吧招待之前，他在走廊里做了许多狂野的举动，做的非常好。
库布里克：我让杰克回忆纽约街头上的那些挥舞手臂、大喊大叫的流浪汉。
西蒙：你是看了杜瓦尔在《三女性》中的表演后才选择的她吗？
库布里克：我看了她的所有电影，也非常钦佩她的演技。我认为她塑造了一个让人能一下子认同的角色。小说中的那个女人更加独立、更吸引人，但是这些特征会让你怀疑这样一个女人怎么能容忍杰克这么长的时间。谢莉是属于那种一旦嫁给杰克会对他死心塌地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是谢莉那古怪的特质——她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方式、她神经系统运转的方式。我想最有意思的演员身上总是有些怪相（eccentricity），这使得他们的表演更加有趣，如果他们没有，他们会努力去找些出来。
西蒙：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男孩的？
库布里克：我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美国面试了5000个男孩子。最后将范围缩小到五个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了——其实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我的助手Leon Vitali，就是在Barry Lyndon里演年老的Lord Bullingdon的人，和他老婆Kersti在芝加哥、丹佛、辛辛那提进行面试。之所以在这三个地方面试是因为我需要孩子的口音介于杰克和谢莉之间。当地的华纳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让父母把带孩子照片的申请邮寄过来。从这些照片中我们列了一个看上去合适的孩子的单子。Leon面试了这个单子里的所有人，接下来让有那么点意思的孩子即兴表演小节目，并用录像记录下来。那些演得好的孩子会再录一些。我就是看录像带。
西蒙：丹尼是从哪里被选出来的？
库布里克：他来自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个铁路的工程师。他演这这个电影的时候大概五岁半左右。在英国进行拍摄对他来说有些特殊的问题，比如儿童一天只能允许工作三个小时，一年中最多只能工作某个限定的天数。幸运的是，在拍摄前的排练时间不会被计算在内。所以我们就排练一天，然后拍一天。我觉得他演的棒极了——要什么有什么。他太棒了。他有直觉。他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有感知力。他的父母，Jim和Ann，很能洞察到他的问题，也很支持，他过了一段快乐时光。丹尼总能记住台词，尽管在现场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迁就他的情况，他总是很通情达理，没有过分的举止。
西蒙：斯坦尼康在拍摄中帮了你什么忙？
库布里克：斯坦尼康能够帮助我们将摄像机移动到任何你能走到的地方——进入无法铺轨的狭小区域，还有上下楼梯。我们使用Arriflex BL摄影机，非常安静，所以可以在拍片的时候同时录音（which is silent and allows you to shoot sound）。你能带着摄像机走或奔跑，斯坦尼康就像是一条魔毯一样能够平滑掉所有的颠簸。如果没有斯坦尼康的话，在迷宫中进行如此之快的跟拍简直是不可能的。铺轨的话你不能指望摄像机不会拍摄到轨道，而且轨道也不能拐迷宫中的直角拐角。没有斯坦尼康的话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普通手持摄影机，当摄像机移动的时候就会晃的很厉害。使用斯坦尼康的唯一问题就是需要训练，技术，还有它对操作员的体格有一定要求，你不能拿起来就用。但对于任何一位优秀的操作员来说几天的时间都能够拍出像样的东西。虽然不会马上成为顶尖高手，但比起不用斯坦尼康拍的会强出许多。我让Garrett Brown操纵斯坦尼康，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有使用经验，因为他恰好是斯坦尼康的发明者。摄影机被安装在弹簧负荷的支撑臂上，再接到一个支架上，最后利用皮带绑在操作员的肩、前胸和臀部。这基本上消除了摄像机的重量感。关键是操作员利用腰控制摄像机的轴线运动。操作员通过一个架在设备上的很小的监视器取景。在你运动的过程中，还有使用腰部做左右和上下摇镜的时候，保持镜头和地面保持平行需要一些技巧。惯性也会带来其它的问题，会使你不能精确而平稳的在你需要的地方停止。要停在想要的位置，你不得不做些预判，还要指望能够有好的运气。
西蒙：和你以前的电影相比，斯坦尼康让你拍摄了更多的长镜头。
库布里克：酒店的大多数布景都是复合一体的，让你能够爬上一段楼梯、折转进一段走廊，沿着走廊走到尽头，还能继续走到酒店的其它地方。这种感觉跟摄影机在迷宫中的运动模式差不多。为了充分地利用这种结构的特点就需要不加剪接的拍摄，当然斯坦尼康使这些变的更容易。
西蒙：在一些日常场景中你使用了溶镜和许多摄影机的运动。另一方面，超现实的幻象是静态的，剪切的也十分突然。
库布里克：我不是特别喜欢溶镜，我尽量回避使用这种技巧，但在同样的地点如果有两场相连的戏，你必须清楚的表现出时间的流逝，而溶镜是最简单的表现方法。另一方面，那些超现实的幻象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惊鸿一瞥，必须要短，甚至粗暴。关于摄像机的运动，我一直喜欢让摄像机动起来，这是电影语法的基本元素。在你的手段和布景都允许的情况下，它不仅让画面有味道，还要让演员尽可能持久、完整地表演。这会使他们在一场戏里保持注意力和情绪都更容易。
西蒙：你是一直就计划在标题出现的时候背景使用直升机航拍镜头吗？
库布里克：是的。但是蒙大拿冰川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的外景地是直到拍摄快结束时我才选择的。当杰克初次开车去酒店的时候就建立起这么一种不祥的气氛是很重要的——那种巨大的疏离感和令人不安的险峻高山，以及雪后就不能通行的盘根错节的狭窄山路。事实上，为了片头而拍摄的山路整个冬天都是关闭的，只能行驶履带车。我派了第二摄影小组，到冰川国家公园拍摄片头，但是他们告诉我那里没啥意思。看到他们送回来的样片时我们有些郁闷。原计划的外景地是完美无缺的，要换是工作人员。我请来了以直升机航拍而著名的Greg McGillivray。他用几周的时间拍下了我所见过的最美的直升机航拍画面。
西蒙：结尾的镜头用的都是临时演员吗？
库布里克：不是，这是我在图片库找到的一张1921年的照片。我原本计划使用临时演员，但是事实证明让他们和在照片中那个时代的的人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小心的拍杰克，使他在光和角度上都与1912年的照片相吻合，我们在不同的距离进行拍摄，所以他的脸在负片上有不同的尺寸，这样在放大的时候可以找到一张原照片的颗粒相符合的照片。杰克脸的照片喷在了原来的照片上，在我看来效果十分完美。杰克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那个时代的原型。
西蒙：你使用的是什么风格的音乐？
库布里克：标题的音乐是按照从中世纪开始许多作曲家惯用的《愤怒的日子》的旋律创作的。它是由Wendy Carlos和Rachel Elkind利用电子合成器和人声重新编排，他们合成了《发条橘子》的大部分音乐。其他的一些段落中用到了巴托克（Bartok，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的《为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而写的音乐》（Music for Strings, Percussion and Celesta）。里盖蒂（Ligeti，匈牙利作曲家）的音乐也用了一首。但是绝大多数的音乐都是由波兰作曲家Krystof Penderecki创作的。其中一段叫《Jakob's Dream》的音乐用在了杰克从噩梦中惊醒，这是古怪的巧合。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巧合，尤其是在名字上。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人物在小说中就叫杰克。小说中他的儿子叫丹尼，这个人物就是由丹尼•罗伊德扮演的。书里酒吧的幽灵招待就叫罗伊德。
西蒙：你在结尾中用的是什么音乐。
库布里克：那是二十年代英国流行的一段舞曲叫《Midnight, the Stars and You》，由雷•诺布（Ray Noble，美国流行乐先驱）的乐队演奏，Al Bowlly(生于非洲并闻名于30年代英国的歌手)演唱。
西蒙：你怎么看Hallorann这个角色。
库布里克：Hallorann是一个简单的乡下人，用一种让人放松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心灵感应。他亲切随和，天真的要解释他和丹尼的心灵感应，和标准的伪科学的解释相比，他说的话更让人接受。他和丹尼是很好的一对。
西蒙：这个孩子造出了一个保护自己的分身，他父亲召唤来已逝的亡灵，预示了他的死（whereas his father conjures up beings from the past who are also anticipations of his death）。
库布里克：超现实的故事不能分析的太透彻了。让你的脖子后面的寒毛竖起来就是检验它的基本逻辑的终极方式。如果你完全地按照逻辑每个细节都分析，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可笑的。在关于“令人害怕的东西”（也被译作苍茫之境Das Unheimliche）的论著中，弗洛伊德说离奇（the uncanny）是唯一一种在艺术领域比生活中有更强烈体验的感觉。如果需要什么说法来为这个类型来辩护，我想光这个就足够了。
西蒙：对于丹尼的变化你怎么看？
库布里克：丹尼有个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童年，父亲对他很粗暴，时常看到的恐怖景象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找到一些心理上的解决方法来应对那些恐怖的力量。于是他就造出了他虚构的朋友托尼。这样丹尼就能将他看到的经历合理化，并活下去了。
西蒙：这几年来一直有一些人批评你不关注人物的个人问题，在《巴里•林登》和现在的《闪灵》中，你似乎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库布里克：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也不是我刻意要造成的结果。你如何决定要拍某部电影是很难跟别人解释的。首先就是找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故事，它满足作为一部电影所需要的难以名状的那些要求，然后这个故事还得和你以前拍得片子有充分的不同。显然你拍的电影越多，你可选择的余地就越小。如果你读到一个别人写的故事，你就会获得不可替代的初次阅读的体验。这是你自己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不能得到的东西。初次阅读别人的故事能够让你对于叙事有更正确的判断，比你自己写一个原创故事更容易做出客观的估计。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当你拍摄一部电影的时候，你越陷越深，你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你对它了解的越来越少。那是因为你离的太近了。当你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依赖对故事最初的感觉非常关键。当然，与此同时，因为你对故事越来越深的了解，你也能够做出很多比你初读故事之后更好的判断。但从并不太严格的角度说，你永远不能够像初次阅读的时候那样体验故事了。
西蒙：似乎你希望在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上找到了平衡，对你来说一个人是应该承认自身中非理性的存在而不是尽量的压制它们。
库布里克：我想我们对自己都有一点伪善。我们总是轻易的忽视自己的缺点，我指的不只是小缺点。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在犯过严重的错误之后不找借口，把责任推卸给那些他们伤害了的人。我们可以极善良也可以极邪恶，问题是当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区别它们。
西蒙：不能理解这些就会导致对《发条橘子》的误解。
库布里克：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个电影是认同暴力。我只能把这解释成为对影片的偏见，这种偏见除了对一些场景之外，对整个影片几乎是完全的忽视了。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在纽约时报上支持说：‘发条橘子是我近一段时间的最爱，我对影片有负面的成见。看完电影后，我意识到这是唯一一部关于现代世界到底为何物的电影。’《发条橘子》作为一部重要的艺术作品得到了世界性的好评。我不觉得会有人对阿利克斯产生认同，没有什么迹象表现人们会这么做。故事中和阿利克斯冲突的权威似乎和他一样坏，如果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更坏的话，但这不是原谅他的借口。故事是讽刺的，也具有讽刺文学的性质，把真理的对立面像真理一般来表现。如果你坚决要这么想的话，我想你就曲解了这部电影。
西蒙：对《闪灵》中这个最重要的角色杰克你怎么看。
库布里克：杰克来到一个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它的杀人召唤的酒店。他的愤怒和挫折感觉就要无路可走，他只能彻底的丧失自控。他对他写作上的失败感到痛苦。他娶了一个他根本看不起的女人。他恨他的儿子。在酒店里，他受到强大恶灵的支配，很快就走向了黑暗的一面。
西蒙：你不把那些鬼魂仅仅看做是他精神上的投射。
库布里克：从讲故事的目的来看，我的观点是超现实的就是真实的。杰克的精神状态只是为他杀人作铺垫，只是为了临时误导观众。
西蒙：电影结束了，然后呢？
库布里克：我想让观众大吃一惊，让他们在看的时候对电影深信不疑，并且留下一些余味（and retains some sense of it）。舞厅的照片暗示着杰克是以前的人的投胎。
西蒙：你是一个追求理性，对弄清事物真相津津乐道的人。但是在《2001漫游太空》和《闪灵》中你展示了知识的局限性。这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心理学机能主义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先驱)称作的人类体验中的未知残留吗（the unexplained residues of human experience）？
库布里克：显然，科幻小说和超自然现象能够很快地让你感觉到知识和理性解释的局限性。但是从戏剧性的角度，你必须问问你自己：‘如果这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话，那它是如何真的发生的呢？’这基本上就是你能做的了。我喜欢奇幻故事中用理性思维将不可信的东西合理化的部分（I like the regions of fantasy where reason is used primarily to undermine incredulity）。常识能够带你到达这些领域的边缘，但从那之后你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了。我觉得我们是费劲的站在理性思维的极限，享受通过我们的想象练习所带来的短暂的自由感觉。
西蒙：当然一种危险是一些观众可能会产生误解，认为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去按照理性来办事，陷入现在在美国十分流行的神秘主义的怪圈中。
库布里克：人们可以曲解任何一件事，以便与他们的固有观点相符。他们从艺术里只看到他们已经认同的东西。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受到某件艺术作品的影响而产生重大的观念变化。
西蒙：你是在宗教环境下长大的吗？
库布里克：不，完全不是。
西蒙：你下国际象棋，我想知道是否下棋和下棋的逻辑能与你刚才说的作比较。
库布里克：首先，即便是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无论他们考虑的多么成熟，都很少能够算到棋局的最后。所以他们每一步棋都是凭部分的直觉下的。我国际象棋下的还不错，当然还不是高手。在我找到更好的事情（拍电影）之前，我在纽约的Marshall和 Manhattan国际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有时为了赚钱还在公园或者其他的地方下棋。国际象棋可以教会你很多事情，其中一条是在你觉得局面看起来很不错的情况下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它教你三思而后行，还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客观的看问题。当你拍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你需要当场做决定，这时候会产生一种鲁莽行事的倾向。在吵闹、混乱、高压力的片场，思考，哪怕是三十秒，需要的自控能力都高于你的想象。但是你重新审视一开始觉得不错的某件事，几秒钟的思考经常能够让你不至于犯严重错误。说到拍电影，国际象棋能够让你更少的犯错误而不是带来灵感。灵感总是不停的来，评估并把它们用到点上所需要的修为才是真正的工作。
西蒙：你在《闪灵》片场也像在拍《奇爱博士》（和George C. Scott）和《2001漫游太空》时玩国际象棋吗？
库布里克：我和影片里的演员Tony Burton下了好几局。他是个非常好的棋手。那是在影片临近杀青的时候，一切都趋向简单明了了。我拍《奇爱博士》的时候和乔治•C•斯科特（George C. Scott）下的比较多。George也是一个好的棋手，但是我如果我没记错，他赢得不多。这让我在其它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占了便宜。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位好的棋手，那你就会过分尊敬能够打败你的对手。
西蒙：你曾经是一位非常好的摄影师，你觉得这能够给你拍电影带来什么帮助？
库布里克：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当一位导演死了的时候他就成为摄影师。这句话说的很聪明但是有些油腔滑调，通常是来自批评影片的画面太过华丽的影评人。不管怎样，我是从摄影起家的，我从17岁到21岁一直为《LOOK》杂志工作。高中毕业后我就能得到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十分感激那时侯的图片编辑Helen O'Brian和总编辑Jack Guenther。那段经验是无价的，不仅仅因为我从中学会了摄影的很多东西，同时也让我在短时间明白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个中原委。曾经做过职业摄影师可以说是我的一大优势，尽管不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每个人都这么觉得。当我导演《斯巴达克斯》的时候，我的摄影师Russel Metty对我自己选择摄影机机位并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样的布光感到非常惊奇。如果他心情好，当我看取景器的时候会他蜷在我后面，举起他的Zippo放在眼前，把它也当做一个取景器。他给我的免费意见是，头牌大导演都是往镜头的方向一指，说一句类似‘Russ，很紧凑的三人镜头（a tight 3-shot）’的话，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车里去了。
西蒙：你在《LOOK》中属于哪种摄影师。
库布里克：最普通的那种摄影记者。那时这个事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但乐趣到了最后就逐渐消失了，尤其是我下定决心想要拍摄电影的时候。《LOOK》分配给我的任务通常是很愚蠢的。我会拍摄一些故事专题比如：运动员比婴儿更强壮吗？就是拍摄一些大学橄榄球运动员的照片，让他们模仿十八个月的婴儿摆一些‘可爱’的姿势。有时候，我得到一些机会去拍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美国电影演员）的，他那时侯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摄影为我的电影生涯打了一个好基础。自己独立拍摄一部电影，就像我刚开始一样，别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太懂，但是你一定要懂摄影。
西蒙：你更喜欢实景还是人工布景。
库布里克：如果实景存在，而且你的制作组能够到那，那么在实景拍摄会比较方便便宜。但是有时去实景拍摄的花费比人造布景还要多。现在带着一群人外出拍摄是很贵的。
西蒙：为什么你会在摄影棚里拍《杀手》？
库布里克：因为布景的确便宜，而且剧本里在每个布景里的戏都很多。那时侯，在实地拍室内戏比现在困难多了。那时侯没有小型麦克风或者无线电发射机，摄影机很大，胶片的感光度也不好。从那之后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还记得曾经和一名拒绝用25mm镜头拍摄的摄影师发生过争执。他坚持认为镜头的范围太宽，一旦有摇镜或者镜头运动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变形。现在的人们认为25mm的镜头差不多是标准的镜头，广角镜头已经到了9.8mm，能够给我们提供差不多90度的水平视角。如果《闪灵》在外景地拍的话我就不可能使用同样的方法打光，而且因为雪的影响，我们那么做也会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了。在一个真酒店里拍摄会有很多麻烦事，虽然冬天酒店有关闭的日子，那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确根本进不去。
西蒙：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恐怖片？你看过《罗斯玛丽的婴儿吗》？
库布里克：这个电影的确是同类型影片中的佼佼者，我还喜欢《驱魔人》。
西蒙：约翰•伯尔曼（John Boorman）的《异教徒》呢 ？
库布里克：我还没看，不过我喜欢他的作品。《Deliverance》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让我吃惊的是，一些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成功的导演（不是Boorman），似乎更愿意放弃做电影导演而是要做电影大亨。如果你关心电影本身，我不认为你会愿意让别人替你导演。
西蒙：也许他们不喜欢拍摄本身。
库布里克：确实如此，拍电影并不总是那么有意思的。但是如果你在乎电影就没什么事了。这有点像给你孩子换尿布。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总是与别人起冲突。Woody Allen在谈到导演《我心深处》的时候说，无论表面上看来有多么和谐和轻松，但被要求作任何事的时候似乎演员总是充满了怨恨。不过，还是有些演员，和他们合作和交流是如此的出色以至于整个工作还是令人满意和兴奋的。我发现写剧本和剪辑是非常快活的事情，那种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
西蒙：现在的电影收回成本是越来越难了。拷贝租金要达到电影成本的三倍。
库布里克：比这还要多。举一个1000万的电影作例子，在美国花800万宣传、国际上再花400万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一部大制作的话，还要追加200万的洗印费。假设片场在预算基础上索要20%的overhead，就再加200万。一千万的制作费用，一年的利息就有20%也就是200万——两年就是400万。一部1000万的电影已经花了3000万。假如说演员拿走全部票房的10%，发行人平均要拿走票房平均值的35%。简单算算如果需要收回成本的话，除去演员拿走的10%和发行人拿走的35%，还剩55%。那么发行方的影片租金就得挣到5400万。从制片人的角度考虑，一部1000万成本的电影就要到了净成本的5.4倍才能收支平衡。实际上显然发行方的收支平衡点要低，因为它拿走35%的发行费，还收了overhead。
西蒙：但是如果你没有制片的控制权你就不会得到艺术的自由，你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库布里克：毫无疑问你可以合法控制的东西越多，你得到的干预就越少。这不一定保证你不会搞砸了，但是能给你提供最好的机会。得到的自由越多，你的职责就越大，包括电影制作中物流管理的部分（logistical side）。你也许能够从军事中找到类似的东西。比如拿破仑——我依然想要拍摄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他不怕麻烦亲自计算那个用来协调他的所有部队何时投入战斗的复杂的时间表，而他的部队有时候会分散在欧洲各地。如果大部队没能在那天到达，那他关于指挥战斗的天赋可能就无从发挥。当然我不是将他的负担和天赋和其他导演作很认真的比较，但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拿破仑认为这些麻烦是必要的话，那对于一个导演，如果他想的时候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那在物流上做类似的投入也是很正常的责任。从一个更大胆的角度，可能也算是把前面的比方延伸一点说，我想对于拿破仑，他发动的每场战役带给他的兴奋度和满意度都至少能和拍一部电影相当，那同样的，相对而言我猜想战争之间的那段时间一定会感觉很无聊。当然这不是对于拿破仑战争的一种解释，也许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控制不住自己发动下一次战争的欲望。你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军事家，有将军如赖伊（Ney）、若阿尚•缪拉（Murat）, 达武（Davout），这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却无处可去、无事可做，那是什么感觉？顺着这个有点过头的比喻说，一个大片给拍砸了——就是俄罗斯战役，从一开始拿破仑无视如此庞大的战役会是一场灾难的种种证据。当最后他与协约国战斗打了数次精彩的战役后，被放逐前，他还有妥协的机会，但他还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过于高估，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西蒙：在你关于拿破仑的电影中，你会按照时间顺序来表现吗？
库布里克：是的。拿破仑，他自己，就说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如果他知道有电影这么个东西的话那他一定会这么形容自己的。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故事，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完美无缺。
做一个20小时的电视剧也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电视业还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得上做这个风险投资。当然，找一个能够演拿破仑的演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马上想到了阿尔•帕西诺。这二十集的篇幅，估计总能找出个拍法，等拍到上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
玩笑而已！玩笑！
